鲍鹏山，上海开放大学中文系教授
文化确实是一个能够激发我们感情的崇高东西，它和知识是不一样的。一个有文化的人，你会发现他的生命力是非常旺盛的。他不是冷冰冰的，而是富有激情、情怀，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爱和诗意的眼光。
可是今天，我们从中小学到大学的教育，更多的是在教知识、技术、专业，唯独缺少文化。我们培养了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很多高学历的野蛮人，他们是冷冰冰的。
有句很有名的话：知识就是力量。中国人耳熟能详，而且对它很是认同。
从历史上看，1840年以后，中国面对西方的科学技术，不堪一击，于是得出一个结论：落后就要挨打。这个落后，就是指科学技术的落后。从现实上看，如果今天我们不能用知识很好地答出一份标准化试卷，可能就读不了好大学、好专业，找不到好工作，以更好地满足自己物质的欲望。
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压力，我们都知道知识太重要了。但是我今天要对大家讲的是，尽管知识确实重要，但知识也有局限性。
01
这根胡萝卜把他一辈子都拴死了
首先，知识是无限的。什么叫知识？知识是对这个世界所有事实的认知。既然世界是无限的，那么知识也是无限的，可悲剧的是人生是有限的。庄子就说过：“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；以有涯随无涯，殆矣。”世界是无限的，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，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世界所包含的无限知识，那我们的人生就会废掉。
当知识不成体系时，它是无用的，只是碎片。举个例子，曾有一家报社搞国学知识竞赛，找了一批专家出了一套国学题目。题目出完后，编辑想让我审一下。我看了5分钟，对它的判断就是6个字：无趣、无聊、无用。
比如有一道题目问：在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时代的宦官是可以娶妻的？这是非常严肃的知识。如果你专门研究宦官，把他们的生存状况、心理状态以及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、影响、作用都搞明白，你将会成为一名了不起的专家。可是假如你的主要精力不在此，这样的知识碎片，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。
还有一道题目：胡萝卜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？如果你能把它变成系统的知识进行分析研究，它是有意义的。但是假如一个人并没有这样的意愿和目标，他只知道胡萝卜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，这样的知识对他不仅没用，还可能产生负面影响。
因为他知道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答案，心里一阵窃喜，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牛的人，并且他特别想让别人知道这一点。于是，他天天等着别人提问，以期收获别人的敬佩。为了等到这一天，他可能每次和朋友吃饭的时候都点胡萝卜，别人吃得很香，他却只等着一个问题。这根胡萝卜把他一辈子都拴死了。
02
有不少人用琐碎的知识
把自己的人生切割成碎片
德国哲学家尼采写过一篇文章叫《我为什么这么聪明》。他的结论就一句话：我之所以这么聪明，是因为我从来不在不必要的事情上浪费精力。
有一次我坐出租车，司机正在收听一档知识竞赛节目。节目中，主持人放了5个音乐片断，每个片断几秒钟，随后提问：这5个音乐片断，有2个片断属于同一首歌，你们谁知道？一个小伙子抢答说他知道，并且回答正确。
紧接着第二个问题是：其中有2首歌出自同一张音乐专辑，你知道吗？这时我紧张了，我怕他知道。他不知道，说明他还是正常人，如果他知道，他这一辈子可能就废了。但是没想到他真知道。这时我让司机把收音机关掉。司机吓一跳，问为什么？我说：“它在侮辱我们的智商，并且在误导我们生命的流向。”
这就叫无用的知识，生活中有太多这样无用的知识。比如，很多人关心某个明星喜欢的颜色是什么，星座是什么，结了几次婚，又离了几次婚。当一个人把精力花在这些地方时，他可能获得了知识，并且在饭桌上能与人聊天，但他会变得特别琐碎。
我曾写过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警惕知识》。主要观点就是，我们的生命本来就不可能占有无限的知识。更可悲的是，无聊的知识会让人生变得无聊，琐碎的知识会让人格变得琐碎，甚至猥琐。
孔子的学生子夏早就说：“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”，但是“致远恐泥，是以君子不为也”。即使是胡萝卜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这样的知识，你可以拿来吹吹牛，但如果你老是把认知集中在这种信息上，你的一生肯定不会有什么成就。你用琐碎的知识把人生变成了碎片，所以君子不为。
荀子曾提出过对知识的鉴别。他说有些知识是无聊的、无用的、无趣的，这样的知识荀子有一个判断，叫“不知，无害为君子；知之，无损为小人。”你知道了这样的知识，并不能够因此成为君子，你不知道这个知识也不会因此成为小人。有的知识对你的人生，一分都没加，又何必耗费精力和时间呢？
但是在生活中，确实有不少人专心致志、兴高采烈、兴趣盎然地用琐碎的知识，把自己的人生切割成碎片。
03
在知识之外有一种更重要的东西
《列子》里面有篇文章叫《两小儿辩日》，在座的都读过。两个小孩辩论说，太阳早晨离我们近，还是中午离我们近。两个人都有根据，说早晨近是因为早晨的太阳比中午大；说中午近是因为中午的太阳比早晨热。
孔子活得真有压力，他几乎是那时候的“谷歌”和“百度”，大家有什么问题都跑去问他。两个小儿问孔子，但孔子没法判断。于是作者就借小孩的口吻讽刺孔子：“谁说你知识多？”作者大概是想，只要否定孔子的知识多，那就否定了孔子的价值。
这个思路显然是错误的。在人生知识的考场上，谁能站到最后？我今天跟大家打个赌，我可以出一套100分的知识类题目，每道都有标准答案，但我能让在座所有人都得零分。反过来，你们也可以给我出100分的知识类题目，让我一分都得不到。
比如，复旦大学自主招生出过一道题，老师对学生提一个要求：“你现在问我一个问题，必须满足两个条件，第一是要我回答不出来，第二是你必须要有标准答案。”很多人说这个题目太雷人了，可我就觉得出得很好。因为它告诉我们，在知识的考场上，没有人可以站到最后。有一个聪明的学生马上问：“老师，你知道我祖父的名字吗？”
我也可以按照这个思路给大家出题，不需要费劲，就能让大家都得零分。你们知道我祖父的名字吗？知道我祖母的名字吗？知道我祖父的二大爷的名字吗？在座的谁能答出来，今晚我请客。可见，知识可以把任何一个人打倒。
如果要算知识的总量，我相信今天在座的人，你们的知识总量都超过孔子。比如说，我可以出计算机、物理、英语、数学之类的题目，孔子肯定答不过你们。
但我们就比孔子的境界高吗？这就要思考另一个问题了：决定孔子境界的不是知识的总量，而是另外一种东西。孔子自己早就说过：“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。”我有知识吗？不，没有。苏格拉底也曾经说：“我比别人多知道的那一点，就是我知道自己是无知的。”
他们说这些不是谦虚，只不过说出了一种真相。面对世界的无限，我们短暂生命里的知识可以忽略不计。所以，我们应该允许自己的无知，也应该宽容别人的无知。
你看我不顺眼，给我出一道数学题。我为了防备下一次再有人给我出数学题，于是我天天学数学，学了10年以后，解放日报文化讲坛大概已经到6800期了，我终于有勇气上台演讲，突然又有人说：“鲍老师，我这有一套物理题。”你不会这样干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们会宽容我的无知，我们也会宽容他人的无知，但是有种情况是不能宽容的，那是什么呢？没有良知。
04
知识与良知
没有知识可以被宽容，没有良知不可以被宽容。我们遇到标准化的试卷，回答不好没有问题，但是涉及良知判断、是非判断、善恶美丑判断，如果出了问题，那就是大问题。
我讲一个故事。有一位父亲发现15岁的女儿不在家，留下一封信，上面写着：“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今天我和兰迪私奔了。兰迪是个很有个性的人，身上刺了各种花纹，只有42岁，并不老，对不对？我将和他住到森林里去，当然，不只是我和他两个人，兰迪还有另外几个女人，可是我并不介意。我们将会种植大麻，除了自己抽，还可以卖给朋友。我还希望我们在那个地方生很多孩子。在这个过程里，也希望医学技术可以有很大的进步，这样兰迪的艾滋病可以治好。”
父亲读到这里，已经崩溃了。然而，他发现最下面还有一句话：“未完，请看背面。”
背面是这样写的：“爸爸，那一页所说的都不是真的。真相是我在隔壁同学家里，期中考试的试卷放在抽屉里，你打开后签上字。我之所以写这封信，就是告诉你，世界上有比试卷没答好更糟糕的事情。你现在给我打电话，告诉我，我可以安全回家了。”
这封信说明，一个人在知识的试卷上可以犯错，甚至不止一次犯错，一辈子犯错，我们到老了都是无知的。但是在良知问题上，可能犯一次错，我们就万劫不复了。所以，比事实判断更重要的是价值判断。事实判断，我们做不到什么都懂，但是做人要有良知，要有价值判断力，这一点还是应该尽量做到的。
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个问题，就是缺乏判断力。中国教育的一个问题，就是缺乏文化素养。比如，以前有人为了抵制日货，就走到大街上去砸同胞的车，甚至伤害同胞的身体。他们带着一腔热血，以为在爱国，但实际上却是在“碍国”。
为什么一个带着良好爱国热情的人，会去做妨碍国家、损伤中国人形象的事？他们缺少的是什么呢？良知。
一个民族的落后，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落后！
朱学勤（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）
民族与知识分子，文化与制度
中华民族延续五千年，文化传统中的确有很多糟粕，但没理由一股脑儿彻底否定它，“五四”片面否定的后果就很明显。反过来讲，传统也是个活的东西，在全球化的今天，它也会吸收很多外来的因子。
文化保守主义与现代民主并不冲突，台湾就是一个例子：它的转型恰恰是在文化保守主义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。台湾的例子已经说明，五四时代“实现民主转型，必须打倒传统文化”的观念不能成立。
把文化保守主义和宪政民主对立起来，是“五四”余绪造成的一个困扰。好像在中国要建立宪政民主，非得破除中国传统的文化，我不这么看。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之间当然有联系，但更多的是相互独立。一个制度需要一定的文化条件，但更多的是一个利益安排，是利益觉醒、利益博弈的结果，而不是文化观念博弈的结果。
罗素曾有一句话：“在先进的国家，革命引起观念；在落后的国家，观念引起革命。”这话耐人寻味，但在中国难以被人注意。“五四”以来，中国走的就是后一条道路。
一个民族的落后，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落后。知识分子落后的表现之一，就是埋怨民众落后：总在责怪阿Q、小D、吴妈，要改造他们，改造他们的鲁镇、未庄，乃至改造社会，改造国民性，不在制度上着力，却要去百年“树人”，树新人，破旧人。
二战后不止一个民族由于政治分裂，在分界线两边出现不同的走向，如东西德。在边界线的这一端，总是在强调破除旧文化，建立新文化，肃清旧社会，改造新人；在边界线的另一端，对社会、对文化取保守主义态度，不触动、不破坏，在既有的文化传统上嫁接宪政民主法制。如此竞争50年，结果怎么样？
我们的香港，在既有文化传统未被触动的情况下，嫁接了现代文官制度、廉政制度、法治体系，它运作的结果是好还是差？30年来，我们如果有进步，是改造文化的结果，还是制度变迁，甚至制度未变、仅仅是政策变迁的结果？是鲁迅式的改造成功改造了阿Q、吴妈，才有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进步？
恰恰相反，是那种“改造”破坏了社会有机体，鲁迅的弟子学生首先被送进牛棚“改造”，此后天怨人怒，方改弦易辙，再不谈改造，再不问“姓社姓资”，而是向社会让步，向阿Q、吴妈的本性让步，手一松，才会有此后的社会进步！难道是因为鲁镇觉醒了，未庄启蒙了，阿Q革命了，才有了改革开放？门里门外、三十年前后，有这么多的对比在，我不懂有些知识分子为什么还要抱着五四式的文化改造话语不放。
一个民族好谈文化，尤其好谈文化决定制度选择，不是民众出了问题，而是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出了问题。一个民族的文化乃至社会，是要被这种文化话语折腾坏的。例如法国之所以是空想社会主义源头，与知识分子的恶习不无联系。
我们是落在历史皱褶里的一代
作为早期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，胡适在政治上要求民主宪政，短期彷徨，羡慕统制经济即计划经济，在文化上却持激进主义立场，欲除传统文化而后快。但胡适的可爱之处、令人尊敬之处在于，晚年以后他开始反思、调整了自己在经济和文化上的立场。
鲁迅从来不是自由主义者，他有一些可贵的东西，但他那个精神方向存在更大范围的隐患。他对民众、社会的悲悯与傲慢，既有“闰土”式的怀旧，也有尼采式的改造冲动。他那种“启蒙”、“树人”，与“改造”话语仅一纸之隔。
上世纪50年代前，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一要民主，二要计划经济，三要文化改造，再加政治激荡，才会有40年代整个知识分子的左翼化。这与“五四”的真实面貌被遮蔽，迟迟没有得到梳理有关。
到了现在，知识分子大部分人过了市场经济关，但在文化上，厘清文化和政治、传统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关还没过。今天从官方到民间，为什么“文化大师”层出不穷，丑闻不断？除了那些“大师”本身有“文化劣迹”，90年来中国始终没有摆脱“五四”话语的大环境，也让这些所谓的“文化大师”钻了空子。
这块文化土壤被翻腾多次，已碱化、沙漠化。正常环境下可能是一代人能积累起来的精神进步，我们要花几代人的时间。历史被切割成碎片，没有连成一条线，每一代人总在原地踏步，事倍功半。这也是中国社会有进步但仍未取得应有的更大进步的一个原因。社会有进步，但进步很慢，而知识分子的进步比社会更慢，已经落在社会进步的后面。对此，我没有那么乐观，可以说悲观。悲观的一部分，是对知识界的“愤老”思维感到可悲可叹。
历史上生活过无数代人，更多的人是生活在历史的皱褶部位，向下凹进去的部位，少部分人能够生活在历史鼓出来的部位。大凡被摁在历史皱褶里的一代，都是难以自拔的一代。
岂有文章觉天下，忍将功业苦苍生
我接受哈耶克的社会自发扩展理论。什么叫自发扩展？
第一，社会不应改造，传统不可切断；第二，社会传统自发扩展的结果，能够滋长起民主法制宪政，而不是反过来。
反过来的路数就是“五四”的负面话语，改造社会、改造文化、改造传统，改造的最后结果，欲树立的民主自由却越来越远，改造者反过来被改造、被侵蚀。
这一百年的制度选择，几起几落，凡是“落下”部分，都是打着“社会”的旗号，与“社会”为敌，反社会，改造社会；凡是“起来”部分，都是与社会言和，向社会让步。只有向社会让步，才能让社会进步。
社会进步更多的是要依靠社会自己的生长，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，新社会阶层的出现。知识传承、观念变革是知识分子的职业本分，但很容易由此而轻轻一滑，滑向人性变革、社会改造，那真是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
知识分子的职业本分、价值坚持，是社会进步的合力之一，但没理由夸大。你到一个正常社会看看，一些知识分子还在坚守他们的价值立场，但自我感觉要谦卑得多，他们与大学门口修鞋、补车的人没有高贵低贱之分。我母校复旦大学编汉英大辞典的陆谷孙先生，经常到门口买报纸，报贩有事离开，他能为报贩朋友守摊子，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知识分子，而不是念念不忘知识贵族身份，端着个人上人的架子。
这个“世界是平的”，知识分子与其他阶层的关系是平行结构，只有病态环境下，知识分子与其他阶层的关系才是垂直结构，要么被压制在下，要么被高抬在上，两端都不正常。当然，在病态社会，知识分子的作用相对要大一些，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，是被不正常的制度逼出来的，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出来说几句，就是为天下代言，是社会良心。
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，语出宋人张载，我难以理解也难以接受这样的话，这是中世纪“政教合一”的追求，不穿袈裟的袈裟语言。一个有现代视野的知识分子可以把这些话语当史料来读，但如果作为自己的座右铭，那就可悲了。
12年前我第一次到台湾，访问紫藤庐。庐内挂了一副对子：“岂有文章觉天下，忍将功业苦苍生”，这是紫藤庐前主人周德伟留下的。周即五四时期北大人，他偏偏不喜欢北大“五四”人，厌恶林道静们的“愤青话语”。林道静活到现在，该是“愤老”了吧？血缘不同，后来的选择自然不同。
周德伟后来去台湾，成为引哈耶克古典自由主义进中文语境第一人，也是殷海光的引路人。殷海光经他点拨，才知道“五四”之外还有如此道理。也是周德伟给殷海光推荐《走向奴役之路》，殷海光就在紫藤庐开始翻译此书。可以说，没有周德伟，就没有《走向奴役之路》的汉译本。但到殷海光临终，还在为自己是“五四”后裔，却没有分沾“五四”光泽而抱屈。
殷海光的硬骨头精神是应该继承的，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也是旁人难以取代的，但相比周德伟，他的思想深度还是差了一层。他到死也没有想明白“五四”式的文章功业，与“五四”之后的苍生之苦有什么背反联系。这个局限，当为我之戒，或也能与当今“愤老”引为共同之戒？
